全球铜贸易流向剧变的原因是……
发布时间：2025-05-14 10:57:30 浏览：10
[“迷雾”下的铜库存大挪移]
2025年3月，有着“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商人总统”之称的特朗普，策划了一出由华尔街金融资本与产业巨头联手，针对铜产业链的绞杀剧本。
故事起始于2025年2月10日，特朗普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宣布对所有进口钢铁和铝征收高达25%的关税，同时取消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原本享有的免税配额。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本土的钢铝价格迅速飙升。
随后，主角铜正式登场。2月26日，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关税手段延伸至更多工业金属领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启动铜进口调查，调查涵盖铜矿石、精炼铜、铜合金等全品类，标志着铜正式成为贸易战的全新战场。
3月4日，特朗普在国会演讲中宣布对铜、铝、钢征收25%的关税。然而，初期市场普遍预估铜关税或许会分阶段实施，首阶段或为10%的选择性关税。当日，COMEX-LME铜价差从正常区间（100~200美元/吨）跃升至950美元/吨，贸易商加速将LME亚洲库存转运至美国，LME亚洲库存单日降幅最高达到9050吨。
3月13日，特朗普明确对铜进口加征25%关税的计划，不过并未公布具体的实施时间表。这一举动导致COMEX铜价一路飙升至5.25美元/磅（换算后对应11574美元/吨），较2024年的均价上涨25%。美国3月的铜进口量更是出现急剧增长，暴增至50万吨（正常水平仅为7万吨）。与此同时，LME铜库存被抽离12%，区域间的供需错配状况进一步加剧。
正当市场等待这一贸易举措的最后定论时，结局却来得既出乎意料又猝不及防。4月2日，特朗普签署“对等关税”行政令，宣布对60国加征最高达46%的附加关税，然而，铜制品却被暂时豁免。铜进口关税预期落空，市场原本的共识反转，铜价迅速开启向下修正模式。并且，在全球经济衰退以及金融危机担忧的双重影响下，LME铜价一路触底至8105美元/吨。
在短期市场恐慌情绪得以释放之后，铜需求所展现出的韧性开始显现，同时宏观层面极端悲观的情绪也逐渐有所恢复。在此背景下，铜价逐步反弹，成功收复跳空缺口。截至5月13日，LME铜价重回9500美元/吨上方。
然而，该剧本或已埋下第二季的伏笔。美国商务部将于2025年11月22日提交铜关税调查报告，而特朗普政府最晚要在2026年3月30日决定最终行动。在这期间，政策的摇摆不定极有可能再次引发铜市场的剧烈动荡。
截至5月12日，COMEX铜库存达到16.34万吨，创下6年来的新高；与此同时，LME铜库存降至19.07万吨。特朗普政府针对铜进口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正不断抽干美国以外地区的铜库存。与之相对应的是，COMEX-LME两市铜价差在3月26日暴涨至1643美元/吨。4月8日，两市价差收敛至483美元/吨。截至5月12日，两市价差收敛至703美元/吨。
这场围绕铜进口关税的闹剧背后，是美国试图凭借关税政策，人为地扭曲全球铜贸易链条。其目的在于通过这种方式，倒逼铜相关制造业回流美国，进而重塑铜产业链的主导权。同时，美国此举也是为打压和遏制中国铜产业链的发展，抢囤铜这一对未来人工智能时代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
华尔街资本利用COMEX和LME的非商业多头持仓，点燃跨市套利的铜市场做多情绪。随后，它们联合欧美铜矿产业巨头，刻意压低铜精矿产出，并降低铜精矿加工费。在需求疲软的背景下，美国抛出加征进口关税这一烟雾弹，亚洲铜冶炼厂在一季度出现出口激增的情况，而欧洲和亚洲的铜库存也大量转移至美国境内，完成铜库存的大挪移。
[关税战背后的美债兑付危机]
美国当前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以军工复合体和华尔街资本为典型代表的资本呈现出无序扩张的态势，导致其国内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另一方面，受“修昔底德陷阱”固定思维模式的束缚，美国对后来的追赶者充满恐惧。
2024年，中国名义GDP总量达18.94万亿美元，美国名义GDP为29.2万亿美元。然而，若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在2024年的购买力平价高达37.07万亿国际元，美国则为27.36万亿国际元。
美国为维护自身已摇摇欲坠的霸主地位，采取一系列短视行为。它利用贸易战、关税战等手段来压制追赶者，全然不顾自身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责任与影响，摧毁全球贸易体系。
4月，中美这两个世界经济的关键引擎，发展态势出现明显分化。在此背景下，作为宏观对冲工具以及地缘政治避险资产的黄金，重新成为市场的焦点，备受投资者青睐；而代表经济活动和工业需求的铜，价格则急速下跌。金铜比的飙升，显示市场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情绪加剧。
中国制造业与铜价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高达0.7。中国在全球精炼铜消费中的占比达56%，显示中国制造业的活动状况直接对铜价产生重要影响。相比之下，美国制造业PMI与铜价的相关性相对较弱，但在某些阶段也会对铜价造成显著扰动。
美国长期以来依赖巨额美债来维持其财政运转，根据美国财政部和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数据，上届政府留下高达36万亿美元的巨额联邦债务，其中有1.2万亿美元即将在2025年6月到期。特朗普企图通过开源节流的方式来应对这一局面，计划利用关税来填补财政亏空，同时制造一场可控的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进而迫使美联储降息，营造低利率的美元环境，以此助力美国制造业实现回流。此外，为缓解短期的财政压力，特朗普还提出将短期美债置换为100年期无息债券。然而，这一方案虽然能够在短期内降低利息支出，却会对美债市场信用造成严重损害，并极有可能引发国际资本的抛售潮。
截至2025年2月，日本持有约1.13万亿美元的美债，稳居全球最大美债持有国的位置。2月，日本大幅增持466亿美元美债，其持仓规模达到2024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持有约7843亿美元的美债，是美国的第二大海外债主。中国在2月增持235亿美元的美债，但从长期趋势来看，仍以减持为主（2022—2024年累计减持约2813亿美元），这一变化反映出中国对外汇储备多元化以及地缘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量。
4月，日本金融机构在短短两周内便抛售了约200亿美元的长期外国债券，其中美债的占比显著。这一抛售行为引发的连锁反应极为强烈，导致30年期美债收益率攀升至5%，创下1981年以来的最大涨幅。如此剧烈的变动，让美国财政部为此额外承担了高达7800亿美元的利息支出。这一事件在市场上引起轩然大波，被形象地称作是美日同盟的“经济珍珠港”事件。
[历史上关税战中铜价的表现]
历史总是以黑色幽默的方式重现，当我们看到美国开始荒谬地对仅有企鹅的小岛，以及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海地都征收“对等关税”时，不禁联想起美国建国的导火索，那恰恰是美国对英国强加的茶叶税的强烈反抗。
回溯至1773年，波士顿茶党毅然决然地将342箱茶叶倾倒入海。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针对茶叶税的激烈抗议行动；然而从本质上来说，它是对“无代表权征税”这一不合理现象的彻底否定。这一事件成为一个关键转折点，最终引发美国独立战争，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回顾历史，美国曾多次发动关税战，而这些战争无一例外地最终都引发局部甚至全球范围的经济萧条。
斯穆特-霍利关税战（20世纪30年代）
1930年，美国通过法案，将2万多种商品的关税提升至59%的历史高位。这一举措引发全球30多个国家的报复性加税，使得国际贸易量急剧下降60%以上。贸易战引发的连锁反应进一步加剧经济大萧条，间接引发“二战”。
铜作为工业经济的“晴雨表”，其价格从1929年的18美分/磅暴跌72%，到1932年降至5美分/磅，反映全球工业需求崩塌。20世纪30年代，全球铜矿产量下降50%，然而需求崩塌的速度更快，导致铜价长期处于低迷状态。
随着“二战”的爆发，飞机、军舰、弹药等对铜的需求急剧增加，美国政府为此禁止在建筑中使用铜，并通过战争生产委员会来分配铜资源。数据显示，1944年，LME的铜价被英国政府锁定在56英镑/吨（约合3514美元/吨，经通胀调整），美国在1951年设定铜价上限为24.6美分/磅，这导致其国内出现铜短缺的情况，并催生两级市场（美国低价与全球高价并行）。
“二战”后，用于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以及欧洲、日本等国的工业化进程，推动铜的年均消费量相较战前增长50%。此外，铜价在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再次上涨。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处于经济繁荣期，铜价中枢上移至1200~1500美元/吨，1969年，尼克松的紧缩政策短暂抑制通胀和铜价。
美日贸易战（20世纪70至90年代）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深陷经济危机，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大量黄金外流。为应对这一困局，1971年8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未与任何盟友进行协商的情况下，突然宣布暂停美元与黄金的兑换。与此同时，他还对美国进口的所有商品征收10%的附加费，声称这样做是为确保“美国商品不会因不公平汇率而吃亏”。
这一单边举措令整个世界为之惊愕，被称作“尼克松冲击”。此举动导致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美元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市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而美国的失业率与通胀率持续攀升。
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实现高速增长，产业重心从轻工业逐步转向钢铁、汽车、家电等重工业以及高技术领域。日本钢铁凭借低成本优势抢占美国市场，在20世纪70年代对美出口占比高达30%，这迫使美国通过《反倾销法》来限制进口。在半导体领域，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占据全球50%以上的市场份额，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日本芯片加征100%的关税。
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迫使日元在3年内升值幅度超过50%，极大地削弱了日本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此后，美国又通过《结构性障碍协议》，要求日本对经济制度进行改革，比如开放零售市场、打破财阀垄断等，甚至直接对日本的货币政策进行干预。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更是被迫签署《日美金融服务协议》，致使其金融主权进一步让渡。自此，日本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开启长达30年的经济低迷时期。
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日本借助技术革新手段，如采用连续铸造工艺等，成功将铜加工成本降低20%。凭借这一优势，日本的精炼铜产能在全球所占份额达到18%。日本构建的高效供应链，使得其铜材出口价格较美国低15%~20%，进而迅速在东南亚和北美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日本铜制品出口额从1970年的3.2亿美元增长至1980年的28亿美元。
面对日本铜产业的迅猛发展，美国于1971年对日本铜线缆加征12%的特别关税，并且启动反倾销调查。到了1977年，美国通过《有序销售协议》，将日本铜管的进口量限制至年均5万吨，这一举措致使日本铜加工企业不得不转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比如半导体用铜箔。1985年，《广场协议》使得日本铜出口成本急剧增加。以1986年为例，日本精铜出口量同比下降23%，企业无奈之下只能将产能转移至马来西亚和泰国。与此同时，LME的铜价从1600美元/吨跌至1300美元/吨，跌幅高达18.7%。美国还通过限制铜原料出口的方式，如在1983年禁止高纯度阴极铜对日出口，以此倒逼日本加速开发替代材料。
整体来看，美日贸易战为市场提供诸多有价值的借鉴经验。
首先，单纯依靠技术升级难以突破关税壁垒，必须同步构建自主供应链。例如日本在印尼布局铜矿，通过在海外拓展业务，从而掌握被全球严重低估的矿产资源，保障自身产业发展所需的关键资源供应，降低外部关税等因素带来的风险。
其次，汇率波动对资源密集型产业冲击显著，利用金融工具对冲风险至关重要。日本商社于20世纪80年代首创铜价与汇率联动期货合约，为相关企业提供有效的风险对冲手段，帮助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更好地应对汇率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最后，高端化转型是突破困境的关键所在。日本在铜箔技术领域持续深耕，至今仍垄断着全球70%的市场份额。
美日铜产业博弈本质上是工业化国家争夺资源定价权与技术主导权的缩影。这段历史给我们敲响警钟，它提醒我们，在铜资源战中，胜负并非仅取决于储量规模，更在于对产业链关键节点的掌控能力。例如要确保铜矿周边地区的共生与稳定，以此保障中资铜矿能够顺利进行开采并实现外运；提升港口的快速转运能力以及对船舶和船期的控制能力；增强对全球铜贸易渠道的掌握，并探索共赢的合作模式；提高在铜加工费谈判中的能力，以及精进铜冶炼技术；加强对铜期货和期权定价权的争夺，并灵活运用产业套保手段；大力发展高附加值铜制品的相关技术等。
2018年和2025年的中美关税战
2018年，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对进口钢铝及其他诸多产品加征关税，这一举措遭到多国的反制。美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信誉因此严重受损，而特朗普试图通过关税手段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意图也并未达成。
2018年，铜价呈现“阶梯式下跌”的特征。LME铜价从6月的高点7347美元/吨一路跌至9月的5733美元/吨，跌幅高达22%。其核心原因在于关税政策引发全球制造业需求萎缩的预期，叠加欧洲PMI走弱，使得市场担忧铜消费会放缓。
到了2025年，特朗普再次挑起关税战，对此，中国进行了全面反制。
2018年，美国加征关税的核心目的是缩减贸易逆差（要求中国两年内增购2000亿美元商品），而到了2025年，其目的转向压制中国高科技产业，企图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技术封锁手段来巩固自身霸权。
5月12日，中美联合发布《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大幅降低双边关税水平。
短期来看，受市场信心修复和关税成本削减的影响，铜价震荡上行。然而在短期利好提振之后，我们仍需警惕中美谈判出现反复的可能性。如果双方能在90天内进一步达成共识，削减剩余关税，铜价有望继续收复“失地”；反之，随着淡季来临，铜价可能在漫长的博弈过程中承压，出现宽幅震荡。
2018年与2025年的关税战本质存在明显差异，前者是引发了对传统制造业需求的冲击，而后者则是在新能源时代对供应链控制权的博弈。铜作为新时代的“软黄金”，其价格波动已经超越其单纯的商品属性。
[三种路径下的铜价表现预测]
路径一为短期和谈后，美国撕毁协议。
假设中美关税战在短期和谈后，美国再度挑起事端，撕毁协议，导致关税战升级，美国针对铜进口实施的25%关税正式落地。这一举措将使全球铜市场遭受严重扭曲，分裂为相互独立的欧洲-北美市场以及中国-亚非拉市场。全球铜市场的流动性显著下降，原本统一的市场格局被打破，区域性定价体系逐渐固化，不同区域市场间的价格传导和资源配置受到极大阻碍。
在此背景下，风险资产受到冲击，价格纷纷下挫，而铜价走势急转直下，重现2008年的暴跌行情。
此外，关税战将导致美国国内通胀呈现螺旋式上升。由于对进口铜征收高额关税，美国制造业的原材料成本大幅攀升，而市场需求却因经济整体形势不佳而持续不足。这使得美国制造业不仅未能如预期回流，反而在成本与需求的双重压力下，逐渐走向破产边缘，最终引发经济大萧条。随着以美联储为代表的深层政府势力和特朗普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趋于白热化，美元降息路径或一波三折。美联储很可能会以遏制通胀为由，延缓甚至取消降息计划。
从基本面来看，海外铜矿紧缺已常态化，但全球经济慢性萧条预期走高或抑制铜需求表现。在此情况下，铜价会随着全球经济萧条而陷入长期疲软状态。与此同时，地缘战争外溢的风险急剧增加，只有等到战后重建以及经济复苏阶段，铜价才能够再次回归上升通道。
路径二为谈判进入胶着状态。
假设在《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的框架基础上，中美双方进一步协商并达成部分关税豁免协议，如在新能源用铜领域，然而，半导体等关键领域依旧维持限制措施不变，这使得供应链呈现“有限重构”的态势。
美国电网升级工程对铜的需求十分庞大，每年需要约500万吨铜，而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每年对铜的需求量也达到104万吨。这些绿色领域的铜需求为市场提供结构性支撑。但与之相对的是，房地产和基建等传统行业对铜的需求萎缩。
在此背景下，随着经济形势的演变，铜的金融属性不断强化，成为投资者用以对冲美元信用风险的重要资产。这一转变使得市场中影响铜价的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加，铜价陷入宽幅震荡。中美关税谈判的不确定性，会对铜矿投资决策产生影响，供需再平衡的进程结合美元潮汐周期，多种因素相互交织，进一步加剧铜价的波动幅度。
路径三为合作与规则重塑。
假设90天内中美谈判进阶，关系缓和，合作共赢。
在此背景下，美国囤积的过剩铜开始回流至亚洲市场，使得全球显性库存得以恢复，铜价波动逐渐放缓。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复苏预期大幅提升，而中美携手共赢的局面初现端倪，成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双引擎。中美两国优势互补，促使铜需求大周期提前爆发，进而推动铜价步步攀升。
来源：期货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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